丁芸首先肯定了开征财产税对抑制贫富分化的作用。她在采访中表示，财产税以纳税人所有或属其支配的财产为课税对象，主要包括遗产税、赠予税和不动产税等，税基较宽，税源稳定，且税负不易转嫁，可以对遗产、赠予等行为获得的存量财产进行调节，因此，通过合理的设计，就可以起到富人多交税，而穷人不交或少交税，再通过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手段，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。
不过，她也指出，税收不是万能的，只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，因此，绝对不能神化其的作用，将过多的责任和希望寄托在财产税上。
她说，以不动产税为例，商品的价格本质是由供求决定的，税收只是诸多影响因素之一，所以，就算是不动产税的征税范围将住宅包括进来，甚至以后更进一步地开征统一的物业税，房价是否能降到普通群众可以接受的水平也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政府只有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投入，从根本上增加住房供给，并在其它相关制度上进行配套的改革，才有可能使调控达到应有的效果，而与税收关系不大。
同样的，在遗产税方面，尽管其对调节收入分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，但也不能期望承担过多的责任。“因为贫富差距一定程度上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产生的结果，同时还有其它制度方面的漏洞等诸多因素共同造就。”
丁芸坦承，目前的社会形势已经迫切要求财产税改革。一方面，当前贫富差距已经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而十多年的住宅市场化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，尤其是部分投机者通过炒房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，同时把生活必需的住房价格推升到一个普通群众难以企及的高度，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因此，把财产税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另一方面，法律上也承认居民住宅是私有财产，使财产税征收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。“而上一轮税制改革时（1994年）未能启动，就是因为我国刚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社会上贫富差距较小，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大量财产，遗产税、赠予税没有太大的意义。”
她同时向记者强调，尽管如此，要想立即开征财产税也还有一定困难。比如在不动产保有环节税收方面，首先是长期对个人住宅的免税，使纳税人纳税观念淡薄，可能形成一股很大阻力；其次，对住宅征相应的财产税，必须考虑到普通群众的承受能力；此外，房屋产权登记制度、物业价值评估体系、相关立法改革等等均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。遗产税和赠予税的主要难点则集中在财产登记制度尚未健全，使得税源难以监控。
“因此，我国财产税税制改革必须坚持渐进式改革的模式，有条不紊地逐步展开。”
